蓝江 作为附庸关系的云领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97国际游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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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型科技平台(如谷歌、苹果、亚马逊等)逐渐垄断了数据、算法和云空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经济支配模式。当代左翼理论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技术封建主义”，认为数字平台通过“云租金”和“数字圈地”对用户和劳动者施加人身依附关系，类似于封建领主对农奴的支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地考察这一思潮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指向，平台经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还重构了社会生产关系，使普通用户沦为“云农奴”。这意味着技术封建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显现——数字技术放大了私有制的权力效应，使封建式的依附关系以新的形态复苏。要突破这一困境，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索技术公有化的可能路径，而非简单诉诸历史倒退的悲观叙事。

　　蓝江，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人们一方面感到了技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购物，可以通过打车软件来实现便利的交通，也可以在旅游时通过各种App来预定餐馆和酒店。当然，在数字技术带来日常生活繁荣的另一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原来独立经营的车主和小业主，不得不将自己的产业委托于不同的数字平台。如果不通过平台来带货、出车和送外卖，他们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已经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原先由资本家通过各种代理商、经销商、物流、仓储与各种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模式，逐渐被平台化的大科技公司的空间和地盘所垄断。他们仿佛是这个空间中的租客，他们在维持必要的生计和成本的费用之外，还不得不向那些大型科技公司缴纳大量的云空间的租金。这些庞大的公司不仅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攫取了巨额利润，而且它们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在更大范围内，它们成为支配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统治者的形象，在一些影视作品和游戏作品中，例如《赛博朋克2077》中的荒坂公司代表着资本主义在赛博朋克世界中的最极端形态——一个将军事工业、数字灵魂、社会控制完美融合的超级垄断体，荒坂公司生产的Relic芯片能够将人类意识数字化并移植到新躯体中，实现“数字永生”。这一技术将“生命”彻底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富人购买不朽，穷人则沦为意识实验的耗材。《银翼杀手》中的泰瑞尔公司通过生物工程制造复制人，资本不仅掌控了生产工具，更直接垄断了“生命”本身。事实上，这些出现在电影、小说、游戏中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形象，恰恰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型科技公司相对应（如被称为七巨头的谷歌的母公司AI-phabet、苹果、Facebook、Amazon、微软、马斯克旗下的X，以及制造GPU和人工智能芯片的英伟达)，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在加拿大左翼理论家尼克·戴尔－维特福德看来，正在组成一种控制论循环综合体。用他的话来说，“其平台围绕数字用户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控制论反馈循环而构建的公司集群，通过自动化销售、广告、物流和金融流程，加速资本主义增长的更大控制论循环”。

　　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出现，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日益成为这些大公司控制、生产和销售循环的一部分，让当代左翼理论家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形象的画面，这里不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业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也有普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大型科技公司和平台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不得不缴纳各种费用(这个费用被技术封建主义称为“云租金”)。这也迫使一批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采用一个新的概念: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从2019年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掀起了一场新兴的思想运动，从麦肯齐·瓦克的《资本已死》到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再到2024年新出版的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谁杀死了资本主义》，以及约迪·迪恩的《资本之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思潮。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一个新的思潮。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出现技术封建主义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表明，任何观念都不纯粹是在书斋里冥想的结果，相反，任何思潮的产生，都与一定历史时代的“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密切相关。技术封建主义的诞生，一方面，与具体的数字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关系密切，没有数字技术设施的建设，没有广泛使用的智能手机和各种终端设备，没有高效率、低噪音的通信手段，技术封建主义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潮。另一方面，技术封建主义恰恰是在传统左翼思潮逐渐衰落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其实衰落的不仅仅是左翼思潮，自从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传统资本主义的政府和治理逐渐民粹化，这意味着传统左翼的身份政治和运动的策略已经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一同没落，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新的技术封建主义批判与右翼民粹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正在协同并进。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诞生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将历史的时间线年，在那个时代里，随着阿尔都塞、德勒兹、德里达等一系列左翼群星的陨落，西方左翼政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陷入一个青黄不接的境地。在这个时代里，左翼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讨论身份政治和协商政治问题，例如霍耐特的承认问题、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抗争问题，以及英国的文化政治问题等等。这些左翼政治运动看似如火如荼，但实际上已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去甚远，甚至希望通过一种讲究身份政治认同的文化政治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那些主张仍然通过阶级和生产关系革命的思想家，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和绝望感，他们在强大如斯的资本主义权力和体系面前感觉到左翼斗争的式微和孱弱，因而只能用一种乌托邦式希冀和小说式的幻象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正如美国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所说:“那么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另一个术语来概括这些日益流行的、认为地球会面临全面摧毁和生命灭绝的假想，而这些假想比起乌托邦新耶路撒冷的幻想似乎要合理得多，但它们又截然不同于批判性反面乌托邦中所预言的各种灾难。”詹姆逊之所以发出如此的哀叹，恰恰是感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超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左翼知识分子只能寄望于科幻小说和末日小说，看到世界的终结的场景，也只有在《生化危机》《2012》《后天》这样的影视作品中，詹姆逊才可能感到了世界末日带来的狂风巨浪，将人类的文明连同资本主义的罪恶体制一同埋葬。与詹姆逊立场一致的还有美国马克·费舍，在他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认为左翼的社会批判已经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即“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费舍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它不受制于任何超越的法;相反，它拆解一切规则，为的只是基于临时的考虑重建它们。资本主义的界限不是由法令来固定的，而是被务实地、即兴地定义(和重新定义)出来的。这就使资本主义很像约翰·卡朋特电影《怪形》中的那个东西:一个怪异的、无限可塑的实体，能够代谢和吸收它触及的一切。”与詹姆逊类似，费舍对那个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给出了一种影视化的形象，即卡朋特电影《怪形》从未出现过的怪物，这个怪物一直在吞噬人的生命，但人类从来没有看到怪物的身影，只能被描述为“一个怪异的、无限可塑的实体”，他们更是采用了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小说中的克苏鲁的形象来形容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无法抵御的庞大怪兽，无产者只有在世界末日中与资本的克苏鲁形象同归于尽。

　　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断相比，在21世纪初期，也诞生了盲目崇拜技术加速的加速主义，加速主义思潮源自英国激进思想家尼克·兰德，在兰德的加速主义版本中，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智人将会在未来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最终淘汰目前的人类社会。兰德的加速主义是一种带有技术崇拜癫狂的加速主义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人类已经作为一种落后的标志，被智能技术的修格斯剃刀给消除，最后剩下的只有智人和智能技术的狂欢。尽管兰德的反人类主义的倾向遭到许多左翼学者的批判，但加拿大学者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等人在阅读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提出了左翼加速主义的版本，根据他们的看法，“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平台就是全球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建立了参数，决定了在行为上和意识形态上什么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的物质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如今大量的全球平台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摆布，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按照后资本主义的目标来进行重组和重构。”也就是说，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人一方面接受了兰德的技术加速主张，另一方面认为需要让左翼的无产者来掌控技术的加速，而不是让其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资本主义的盲目性会让技术加速变成一种失控的加速，而只有在无产者手中的技术加速，才能带来人类共同的福祉。尽管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主张是美好的，但是对于无产者究竟如何掌握技术的主动权，他们却没有给出更合理的方案。实际上，技术更多的是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和发展中形成的，尽管技术的确存在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层面，但总体来说，只要先进的技术被掌握在那些食利的饕餮资本手中，最终就会走向人类社会的终结。

　　于是，技术封建主义代表着21世纪20年代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可能的思潮。资本主义在进入到数字化和智能化阶段之后，人们感受到的技术环境和物质环境，与詹姆逊、费舍、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人感受的环境或许判若云泥。他们一方面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法战胜的克苏鲁式的怪兽，另一方面也不认为兰德描述的技术加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更不会像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的那样，无产者可以在资本主义秩序崩坏的时刻，接手技术加速的控制阀门。相反，资本主义仍然掌握着巨大技术能力，但这种能力导致了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状态。其中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澳大利亚的思想家瓦克在2019年出版的《资本已死》中的表达，“这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糕的东西。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不再像资本家那样通过拥有生产资料来维持统治。也不再像地主那样通过拥有土地来维持统治。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拥有并控制着信息”。瓦克的观点是，在进入到数字平台社会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不在于掌握大量工业生产资料和金融资本的资产阶级，而是让位于在数字时代掌握着信息和矢量的新阶级———矢量阶级(vectoralist)，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新的对立，即矢量阶级与黑客阶级的对立。但是，瓦克的矢量社会和矢量阶级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呼应，但是她认为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论断，却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另一个理论群体，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群体。

　　对瓦克的问题最早作出回应的，正是最早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概念的法国左翼经济学家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他对瓦克的结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瓦克的观点非常笼统。除了与资本—劳动关系和土地所有权相关联的现有生产关系之外，她还在黑客阶级和‘矢量阶级’之间加入了新的对立。……相反，技术封建主义是欧内斯特·曼德尔所定义的‘劳动日益客观社会化’的结果，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融入了这个生产相互依存的紧密网络。”迪朗的评价是中肯的，瓦克将马克思的无产者和资产者的阶级对立置换为矢量阶级和黑客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幻想，不存在一个同无产阶级并列的黑客阶级，黑客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阶级，它更多是对一类人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瓦克的《资本已死》或许对资本主义的前景的描述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重新理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和阶级分析，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之中，重新思考作为物质生产方式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究竟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封建主义的诸位理论家，包括迪朗、瓦鲁法基斯、迪恩等人，他们看到了一种新的阶级区分，这个区分不是幻想式的矢量阶级和黑客区分，而是实实在在的云农奴和云贵族的区分。不过，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他们都一致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发生了倒退，即现在资本主义不再处在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倒退到封建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倒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寻求答案。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思考，除了看到大型科技公司和数字平台垄断了各种云空间，并在其中不断地圈地，瓦鲁法基斯和南希·弗雷泽等人将这场发生在云空间中的占据数字领地的运动称为“新圈地运动”(New Enclosure)。卢梭在《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谈到了原初的公地是被一批居心叵测的人滥用并私有化的，如果说这是在原始土地上发生的第一次圈地运动，那么，“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在今天数字社会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土地私有化过程并无二致。实际上，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制造了一片新的土地，这就是云中的土地，这些土地并不是完全的公地。因此，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就发生了最初的圈地。但随着平台垄断带来的互联网经济的跃迁，让诸多大科技公司看到了云空间的巨额利润，因此必须不顾一切地在云空间中进行圈地，这就是新的圈地运动，将原先可以让人们自由冲浪的互联网世界，变成了被各个平台划分的云领地。云空间变成了私有化的采邑，在表面上看来，原先可以自由交往和传播的空间逐渐变成了某些大科技公司和数字寡头们的城堡和地盘。他们仿佛将网民和用户，变成了在他们的云空间中生产数字产品的农奴，正如瓦鲁法基斯指出:“用户变成了云农奴，他们的劳动增强并复制了云资本，进一步加强了云资本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瓦鲁法基斯等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的倒退。他们甚至悲观地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是走向更具有光明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因为资本主义的结局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版本，即历史不仅不会继续前进，而且还会倒退，倒退到更为原始和野蛮的阶段，即退回到封建主义的阶段。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与封建主义类似的现象的描述上。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出现纯粹的社会变化，我们评价一个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倒退，不能从简单的现象层面来作出肤浅的判断，就像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这样过于简陋地认为今天数字平台和大科技公司的云空间的圈地行为就是倒退到封建主义阶段。这种论断，代表着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带有噱头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而并没有深入思考今天的状况是不是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准确描绘，或者说他们在本质上误解了封建主义的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早就给出了回答。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运行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在总体上会呈现为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文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趋势。但是，一旦我们落实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这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具体的指向。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社会历史，并不表现为各种生产关系并行排列的历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了单纯从某种生产方式来理解历史及其发展阶段的错误性。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根据生产方式对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分期，并不在于历史真的存在着严格的阶段划分。这些显著的区分，恰恰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的理解之中，因为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关系，于是庸俗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就会将这些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依照历史顺序进行排列，其中的庸俗的经济目的恰恰在于，论证资本主义是这些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来使用，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最完整最健全的社会制度的逻辑线索。这种看似自然的历史发展线索，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复杂性，资本主义将自己作为衡量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的尺度。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我们通过马克思的批判，回过头来再来看迪朗和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论断，可以发现，他们正好就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的对象，如果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出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概念，那么在云空间的土地所有制(技术封建主义)不过是这种逻辑再次退回到蒲鲁东主义的立场上，他们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挞伐，认为资本主义倒退到封建主义式的野蛮，并不代表迪朗和瓦鲁法基斯真正站在了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进行入木三分的鞭笞。相反，他们本身就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现实中实现云空间垄断和攫取云利润，榨取云农奴价值的大科技公司和大数字平台的立场，他们的立场中带有一种原初理想的小型资产者联合互助的蒲鲁东的色彩，与其说他们斥责资本主义的倒退，不如说他们试图通过一种小资产者的乡愁和忧郁，来幻化出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互助资本主义的蓝色梦境。

　　与迪朗和瓦鲁法基斯不同的是，美国政治理论家迪恩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她在认真阅读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时候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阅读过德国的历史学家格奥尔格·毛勒的著作。毛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制史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德国的马尔克制度的研究，他的代表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曾多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被提及和引用。德国的马尔克制度是欧洲中世纪早期日耳曼民族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集体占有和使用土地为特征。马尔克(Mark)原指村落周边的公有土地(如森林、牧场、荒地等)，成员(自由农民)享有共同使用权，而耕地则分配给个体家庭，定期重新分配。这一制度体现了日耳曼部落的原始公有制的传统，但这种传统随着日耳曼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而逐渐瓦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迪恩为什么会谈到毛勒的问题，因为马尔克制度是德国中古时期的一种土地村社制度，类似于一种土地公有制，但后面的私人圈地让马尔克制度逐渐崩溃，最后导致了德国走向封建制。

　　1868年3月，马克思在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件中，谈到了他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了毛勒的著作。这让马克思感到十分兴奋，因为毛勒“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威斯特伐利亚的容克们(默泽等人)认为，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这种愚蠢见解完全被驳倒了”。随后，马克思再次致信恩格斯，强调他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他写道:“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马克思在这次阅读后，给出了更为详细的意见:“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马克思之所以感到兴奋，是因为在人们认为的原始的马尔克制度中，实际上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对原始社会生产方式描述不同的东西。这种原始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已经酝酿了某种具有高级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既定的社会历史划分，都不是纯粹的划分，在表现为原始的社会阶段上，可能存在一些更高级社会的要素。同样，这个命题的反命题也是成立的，在所谓的发达社会的历史阶段上，也可以存在着原始的和野蛮的要素。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十多年之后对马克思的回复中得到明证。在马克思的推荐下，恩格斯也完整地阅读了毛勒的著作，在他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大量引用毛勒的作品。那么，恩格斯是在何种程度上来关注毛勒的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作过程中，恩格斯也遇到了和今天技术封建主义同样的问题，即那些13—14世纪已经在欧洲消失的农奴制，何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即资本主义变革的前夜重新出现?在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历史一定是从黑暗的野蛮时代，经由中世纪，“不断朝向更美好”的方向前进，这也是毛勒的观念。恩格斯意识到，历史本身没有所谓的进步的方向。所谓的历史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附加在其上的价值，而真实的历史并不表现为明确的前进，相反，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启蒙以来的“开明的成见”。因此，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恩格斯提出:“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以为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恩格斯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保障历史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并不断进步。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存在着倒退，那些曾经被视为野蛮的、落后的因素，仍然会在所谓的高级社会中作为某种因素沉淀下来，这些因素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旧社会的残余物而存在。即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的落后的要素全部都被一一消除，相反，它们作为一种残余物仍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于高级社会之中，这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被资本主义普照的光遮蔽的线索，只有在普照的光受到冲击的时候，当资本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那些曾经被耀眼光芒掩盖的历史的残余物就会浮现出来。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技术封建主义是一种残余物，在资本的光芒遮蔽之下，从封建社会存活至今。扎克伯格、库克、比尔·盖茨、艾隆·马斯克、贝索斯当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残余物，他们只是在一种新的技术下实现了旧贵族的荣光。因此，迪恩指出:“新封建主义并不是一个依赖于实际存在的封建主义详细历史的概念。作为对资本主义走向的一种展望，它依赖于对法律、社会财产关系、空间性和影响的当代分析，依赖于看到以前被认为是独立的发展实际上是如何深深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迪恩的论断更多地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模型来看待今天的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可能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直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企业新封建主义(CorporateNeo-feudalism)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任何一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是复杂的多元力量斗争的产物。换言之，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弱化之后，让一些曾经被掩盖的要素在资本主义逐渐干涸的水平面下浮现出来的东西。对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思考，不能执着于片面的现象描述，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更宏大的历史中来思考。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毛勒著作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不是在于讨论某一个具体现象在历史长河中究竟处于进步还是衰退。任何关于历史进步和衰退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比如马克思常常提到的市民社会阶段)上的观念的产物，即通过对当下历史阶段的观念化，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种特征，与当下的历史进行对照，并将那些曾经出现并湮没在市民社会下的要素定义为前现代和落后的。这些要素一旦在资本的普照光下重新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叹于历史的衰退，文明倒退为野蛮，现代社会似乎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击溃，历史仿佛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轮回之中。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那些被称为“封建”的要素，并没有真正在历史上消失，它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显得如何醒目，成为关注的中心。那么问题在于，在今天的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下，如果我们不将其看成一种历史的倒退，它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历史状况呢?

　　为了理解技术封建主义的历史奥秘，我们必须回到作为封建社会定义的土地所有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对马克思而言，土地并不是生产劳动的产品。因此，土地并不可能成为私人的所有物，从人类诞生开始，土地就像卢梭在《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谈到的那样，本身是属于自然的，共有的。同样，土地是最初人类劳动的根本前提，没有土地就不可能有农耕劳动、渔猎劳动和畜牧劳动，更不可能有手工业劳动和商业活动(因为这两种劳动和活动都必须以前面的劳动形式为前提)。当然，让这一切发生改变的是卢梭式的“圈地运动”，马克思对于最初的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曾经论述道:“这种把土地，把大地当做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这就和他的皮肤或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过程中虽然也被他再生产并加以发展等等。”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系列推论:(1)天然的土地不是财产，它不是某个人类劳动的产物，它的占有方式就是圈地，而圈地恰恰被卢梭称为文明社会的起源;(2)圈地，或者说土地私有制的发生，在历史上是一个抽象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作为人类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土地，直接与人类劳动的抽象形式(价值形式)发生关系，在劳动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土地才能被财产化，被私人以一种抽象形式方式占有。换言之，土地所有者并不是真正占有了土地，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形式(如价值、法律、契约、所有权等)获得了表象上对土地的占有，这种占有形式与我们占有自己的粮食和工具不同。这是一种伪镜像的所有权下的占有，这种借助资产阶级所有权关系颠倒的镜像，让私人占有土地的方式在文明社会阶段得以合法化。这既是封建社会合法性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制合法性的根源。(3)导致的一个结论是，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主人相对于土地的权利关系，尽管在法律形式和所有制形式上，看起来像是主人拥有土地，但主人拥有土地的结果是，土地所有制让主人可以合法地支配那些真正需要利用土地来生产的人，如农奴、佃户、农民等。土地所有权的抽象概念，核心在于制造了一种土地所有者相对于佃户和租用者的权力关系，土地只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外表。换言之，主人拥有土地的最终价值在于实现对需要租用土地进行生产劳动的个体的人身支配和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制保障的并不纯粹是所有权人相对于土地的权利，而是土地所有者相对于佃户、租用土地者的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即佃户、农奴、农民相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

　　瓦鲁法基斯在他的《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发现，今天的云空间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依附和附庸关系;只不过，马克思原本分析的土地所有制，在技术封建主义这里，变成云空间的生产关系和附庸关系。农业社会的生产离不开土地，这是由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决定的。今天不是农业社会，但技术封建主义制造的云封地和云采邑，或许充当着同样的作用。许多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更多关注的是云领主、云平台的大资本对云空间的占有，类似于卢梭和马克思分析的封建主对土地的占有一样。但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云空间占有形式，实际上也制造了一种附庸关系，即拥有了云空间和云封地，便可以合法地形成一种支配权。真正让今天的大型科技企业超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成为世界最强的企业集团的，绝不是他们的科技精神，而是他们通过云封地和云平台来不断地支配所有加入云空间的用户和商家，让他们变成各大平台的附庸。在这里，瓦鲁法基斯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概念，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资本的性质之一是有形的、物质的，并且可以衡量地提高生产力。但它的第二个性质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支配他人的权力。”他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定义，但是另一方面，瓦鲁法基斯更关心的是，资本在获得剩余价值的经济收益之外，获得了一种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恰恰是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也是云领主对云农奴的合法支配和统治的权力。不过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雇佣劳动关系不同，技术封建主义认为云封地的附庸关系是一种更具有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因为平台和云空间将原先在市场上彼此独立竞争和发展的小企业主、工厂主、小资产阶级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平台空间中来，在平台空间之外，根本没有传统资本家发展的空间。因为市场的空间性已经让位于平台的虚拟性，任何交易行为和商业活动，任何金融投资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都需要在这些大的平台空间中进行重新分配。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从平台的新圈地运动中攫取的不再是零星的剩余价值，而是作为统治权力和附庸关系的租金。原先独立的工人和产业资本家，在平台空间中，在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云领地中，不得不沦为云农奴和附庸资产阶级，他们都一起附庸于新兴的云领主阶级。瓦鲁法基斯写道:“这些云主义者将其云封地扩展到全球各地，从附庸资产阶级和云农奴那里攫取巨额云地租。……但无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所有附庸资本家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通过电子商务网站销售商品，其净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他们所依附的云领主所攫取。”

　　从瓦鲁法基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技术封建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大型数字平台公司正在利用他们圈占的云空间来让个体劳动者和传统资产阶级附庸于他们的云领地，从而不断地在这些附庸阶层身上攫取租金和利润。只是乍看起来，这种关系真的很像是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但这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倒退，而是资本主义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必然采用的统治和控制形式。零星借用市场竞争和剩余价值的剥削，已经无法满足大资本家和云领主们的饕餮巨口，他们希望制造一种新的依附关系，让个体彻底绑定在大资本利欲熏心且不断加速的列车之上。这也是迪恩所察觉到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历史奥秘之所在，她慷慨激昂地说道:“关系契约在当代变成了附庸关系，借此来约束人们为他人服务。在西欧，附庸关系是一种法律契约，通过这种契约，一个人可以依附于另一个人，就像农奴制中一样。这种个人层面的纽带伴随着一个现实或物质层面——给予被依附者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总是带有义务，要求为另一方服务。服务的内容由身份决定。农奴可能需要从事农业劳动，而附庸关系则需要效忠。”在迪恩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仅仅从不平等的角度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技术封建主义是不够的，因为大型数字平台制造了一种关系，即便你知道了自己处于附庸地位上，知道了受到剥削和压迫，也仍然不得不从属于它。这是奈格里提到的实际从属(的概念，在个体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附庸于云领主和大数字平台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不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平等和自由。

　　无论是数字资本主义还是技术封建主义，其中的历史奥秘都在于通过平台和云空间制造一种看不见的附庸关系和实际从属关系。只有打破这种权力的依附性，才有可能彻底找到走出资本主义的黑暗隧道，走向未来的真正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左翼激进派堤昆的看似激进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在《控制论假设》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控制论阶段，其中信息和通信系统成为新的生命政治治理模式。个人受到持续的监视和控制，其欲望和行为被监控和操纵。与“通过使用资本主义相同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反世界，从而重新夺回最现代的技术工具”不同，堤昆认为“重要的是或许要创造非传播的真空区，逃离控制的干扰者，以及在控制论权力矩阵中建立不透明区域、开放空洞、空白区和黑区”。简言之，堤昆等激进派的革命是退出数字的传播平台，在所谓的“真空区”中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从而摆脱这些云领主们的控制和统治。堤昆的策略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为选择退出网络和平台的策略，找到一片没有被技术封建主义污染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卫星、星链、光纤、蜂巢网络已经遍及全球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像《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那样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族人，找到自己的“马孔多”。相反，所有的“马孔多”都已经被数字化和网络化了。一旦被数字化，也就是某个云封建领主的领地，就是用来榨取利润和租金的采邑。

　　或许，在这些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者中，迪恩的方案是最可行，也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资本之墓》一书中，迪恩认为应该用服务业的先锋队来取代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的先锋队，这个举措与她长期居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有关。她看到，只有建立，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数字平台，才有可能抵御云领主们不断扩张和吞噬的欲望。在这本书中，迪恩采用了《宣言》中的呼唤，她开宗明义地提出:“反对新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地主、金融家和资产持有者阶级剥削、掠夺和压迫我们其他人的政治斗争。没有人能够单独进行这场斗争。统治阶级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他们雇佣律师和掮客大军的原因，也是他们动用国家武装力量的原因。没有一个亿万富翁能独自完成任何事情(他们是所有亿万富翁中依赖性最强的人)。人士需要摒弃对个人效率的浪漫化的误解，再次接受团结成一支有组织、有持久能力的政治力量的必要性。这股力量就是，是在斗争中站在同一阵线的们的战斗组合。当强大时，当党的干部纪律严明时，人们就会认为党是代表他们而战的。他们不会孤立无援，其他人愿意为他们辩护。人民的勇气和党的力量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勇气的增长扩大了能力，使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加接近。”在迪恩看来，只有的平台和的力量，才能抵抗资本主义的日益腐败和堕落。唯有如此，那些处于云农奴和附庸地位的阶级才能团结起来，在今天的数字社会中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